與努力讀書有關的故事（經濟學家名人故事讀書為革命）

1928年 1928年

1月 與俞章法等商量越獄。因不久移送陸軍監獄，未參加此次越獄。[1]

1月15日 在特別法庭受審約五到十分鐘。法官根據賬簿上到上海出差的旅費記錄，問到上海所為何事，答與鐵路局長同去，組織上海段的工會。再問還做了什么，答沒有了。法官即無話可問。此后未再受審。此次審訊是從被捕入獄到1930年底交保釋放的三年多牢獄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受審。[2]因無證據（被捕前已清理），同案六人中的王汝高、許仲平經審訊后亦被釋放。[3]

晚，轉押至杭州的浙江陸軍監獄甲監[4]五號，與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原黃埔軍校教官張秋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徐瑋（化名胡公達）、工人同事鐘鼎祥、中共杭州地委交通員項志成等關在一間牢房。[5]張秋人當時30歲，“高大個子，右眼有點殘疾，戴了一副眼鏡，有時穿了一身西裝，形象很魁偉”[6]。

與項志成在獄中見面不到半小時，項被提審，隨即聽到一陣槍聲，項志成被殺。當晚獄中共計8人遇難。當晚為小年夜，即“灶王爺上天”的日子，爆竹之聲不絕，在獄中一夜未眠。[7]薛暮橋回憶：

就是我被移押陸軍監獄的那天晚上，槍斃了八個人，包括鐵路工會的沈樂山、省委軍人部長貝介夫[8]等。在法院看守所，我們幾個同志可以同俞章法自由來往，在心情上比較輕松愉快?？墒堑搅吮O獄，第一天晚上就槍斃了八個人。[9]

1月22日 臘月三十。一批政治犯被槍殺。牢房氣氛壓抑、悲痛、緊張。后以世界語寫《我在獄中生活的一夜》，記述當晚的經歷和悲憤心情（參見1929年1—2月條）。

同一牢房的張秋人依舊埋頭讀書，讀完一本后自言：“他們怎么還不槍斃我呢？”獄友安慰他：“大概敵人證據不足，還不好判決吧？”張笑說：“黃埔軍校誰不知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共產黨員，還要什么證據？早就應該槍斃了?！毖τ炅刈谒赃?，問：“為什么快要死了，每天還認真讀書？”張秋人回答：“我們共產黨人，活一天就要為革命工作一天，在監牢里不能為革命工作，就要認真學習，豈能坐以待斃！”[10]這對薛的一生產生深刻影響。他晚年回憶：

在獄中剛巧同黃埔軍校政治教官、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同志同關在一間牢房，從生敘到死別只有短短一個月[11]時間；但他天天為我們講述革命歷史，特別指示共產黨員在坐牢時要勤奮學習，為將來繼續革命打好基礎的言傳身教，深深感動了我，使我沒有虛度這三年半牢獄生活，至今仍能以畢業于“牢監大學”而自豪，并且把這種埋頭學習、埋頭工作的習慣留傳至今。[12]

2月7日 晚，與同一牢房難友聽張秋人講京漢鐵路工人“二七”罷工歷史。[13]

2月8日 下午，與張秋人下棋時，看守傳張開庭。張摘下眼鏡送給同情革命者的看守，隨后大聲向難友說：“同志們，今天要同你們分別了，你們繼續努力吧！”當日張秋人被槍殺，時年30歲。[14]

3月 徐梅君（后名徐雪寒）入獄，與薛雨霖同在甲監五籠。[15]

5月3日 同一牢房難友徐瑋被槍殺。徐瑋等四人臨刑時一路高呼：“共產黨萬歲！”獄中三百余政治犯齊聲高唱《國際歌》回應。[16]

夏 特別法庭宣判，入浙江反省院特別院，俗稱“特別反省院”，不再面臨槍殺危險。[17]經鐘鼎祥托人打聽，得知所判屬第三類，即三到五年，到三年即可交保釋放。表現不好，再延長半年。再表現不好，延長到五年。[18]

下半年 與徐梅君、李政（后名駱耕漠）、楊晟、莊啟東等組成世界語學習小組，并任組長。小組成員參加上海世界語函授學校，學校定期寄講義和練習題。每人做練習后，集中到薛雨霖那里。他選擇并修改成標準答案寄回學校。[19]據駱耕漠回憶：

我記得雨霖輔導梅君世界語時一幅老大哥、小弟弟的情景，這個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因為自愿學習的難友漸漸多了（我也在內），有時就在飯堂里集體教課。還在飯堂的墻壁上出墻報，后來還把比較有內容、有趣味的短文貼在墻壁上供大家欣賞，有些世界語短文還在文后附上中文的意思。短文的內容大多數是一些民間故事、詩集，其中還略微帶一點反帝、反封建的短文。這樣國民黨當局也只好同意我們這樣的自學。而且有些看守員還前來觀看墻報。這樣就為我們把陸軍監獄東監特別反省院改造成為鐵窗下的自修大學奠定了基礎。[20]

薛雨霖曾將墻報上好的文章合訂為一冊，出獄后保存了很長時間。[21]

在特別反省院期間認真讀書。所讀書籍包括：孫中山著《中山全集》、波格達諾夫著《經濟科學大綱》、河上肇著《資本主義經濟學之史的發展》、韋爾斯著《世界史綱》、王世杰著《比較憲法》、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摩爾根著《古代社會》、達爾文著《物種原始》等。其中所讀最多的是政治經濟學，波格達諾夫《經濟科學大綱》“反復細讀”。[22]1979年訪問美國期間，在回答從什么大學畢業時，稱從“牢監大學”畢業。

[1] 薛暮橋（1983）：《在杭州獄中斗爭座談會上的發言》，載《薛暮橋文集》第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1—12頁。

[2] 薛暮橋曾經解釋過這種奇怪現象：“在‘四一二’后半年，上海是殺人如麻，陳群、楊虎這兩個劊子手格殺不論，有些同志今天捉去明天就被殺害了，而杭州則忙于黨內斗爭，無暇審訊，直到特別法庭成立，只槍殺六人，其中二人還是在夏超起義后被殺的。楊虎曾親往寧波，一到就把黨部和工會的負責人楊眉山、王昆兩位同志毒打，次日斬首，并槍斃二十余人。他想前來杭州，被當時的省長周鳳岐阻止了。西山會議派執政后，與省黨部的斗爭十分激烈，省黨部除派一人參加審訊外，判決權掌握在省政府手里。由于幾次易手，許多檔案已經散失，特別法庭也未認真追查。我關押三年多，只審訊一次，十幾分鐘（有時他說是五到十分鐘?！咦ⅲ?，使人難于置信（‘文革’時期紅衛兵對我審訊了幾百次）?！眳⒁娧δ簶颍?991）：《薛暮橋回憶錄稿》，手稿，1991年，薛小和藏。

[3] 薛暮橋（1983）：《在杭州獄中斗爭座談會上的發言》，載《薛暮橋文集》第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4] 甲監、丙監關押政治犯，乙監關押軍事犯。參見駱耕漠（2004）：《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頁。

[5] 薛暮橋（1996）：《薛暮橋回憶錄》，載《薛暮橋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4—25頁。薛暮橋被轉押至陸軍監獄是在丁卯年臘月廿三日晚，對應的公歷日期即1928年1月15日。

[6] 莊啟東（1999）：《一個左聯兵士的求索》，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第188頁。該書還談及張秋人提倡監牢籠子打掃得干干凈凈，說：“我們共產黨將來要管理一個國家，難道連一個籠子都管不好嗎？”在他的倡導下，各籠輪流值日，木地板都擦得光滑如鏡。

[7] 薛暮橋（1996）：《薛暮橋回憶錄》，載《薛暮橋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4—25頁。

[8] 此處不準確。貝介夫于1927年11月6日被捕，12月18日犧牲。參見駱耕漠（2004）：《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頁。沈樂山于1927年11月25日被捕，1928年1月8日深夜犧牲。參見《革命烈士傳》編輯委員會（1987）：《革命烈士傳（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5頁。

[9] 薛暮橋（1983）：《在杭州獄中斗爭座談會上的發言》，載《薛暮橋文集》第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10] 葉炳南（1984）：《“田橫壯士風還在，祖逖先鞭著未休”：張秋人傳略》，載《不屈的共產黨人（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87頁。該文形容“這一席話象閃電一般，頓時照亮了薛暮橋那顆年輕而還有些朦朧的心，使他如同觸電般地受到極大的震動，周身熱血沸騰，激動萬分”。語言帶有明顯的20世紀80年代色彩，但薛暮橋自己確實在不同場合反復講到此事，且使用過“閃電”、“觸電”這兩個詞形容當時的感受。參見邱?。?987）：《一個勇于探索和創新的人——訪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載《人·歲月·事業》，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3頁。

[11] “短短一個月”是概說，薛暮橋與張秋人“同籠”相處尚不足一個月。

[12] 薛暮橋（1991）：《薛暮橋回憶錄稿》，手稿，1991年，薛小和藏。

[13] 北辰（1983）：《張秋人獄中講學》，載《經濟日報》，1983年9月22日，第3版。

[14] 錢之光、錢希均（1981）：《回憶張秋人同志》，載《人民日報》，1981年8月6日。

[15] 俞筱堯（2002）：《書林隨緣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11頁。

[16] 薛暮橋（1996）：《薛暮橋回憶錄》，載《薛暮橋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6頁；薛暮橋（1971）：《回憶胡公達烈士》，載中共海門縣委黨史辦公室、海門縣民政局編：《海門烈士傳》第一集，1985年，第46—47頁；張容（1992）：《風云人物見聞錄》，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第187頁。

[17] 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2002）：《中共杭州黨史（第一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薛暮橋（1996）：《薛暮橋回憶錄》，載《薛暮橋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7頁。駱耕漠談過特別反省院生活的特點：“一是有鋪位可住。二是每日三餐可輪流到東、中、西三監外的食堂幾張長餐桌用餐。按規定一次可容十幾個人。特別反省院同普通反省院還有以下區別：就是它每周一不用舉行總理紀念會，暫不進行強迫的反省教育。因此，我們東、中、西三監的難友相互溝通機會和辦法就很多很方便了?！眳⒁婑樃?004）：《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頁。

[18] 薛暮橋（1983）：《在杭州獄中斗爭座談會上的發言》，載《薛暮橋文集》第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9頁。

[19] 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2002）：《中共杭州黨史（第一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132頁；莊啟東（1999）：《一個左聯兵士的求索》，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第202頁。

[20] 駱耕漠（2004）：《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頁。

[21] 薛暮橋（1983）：《在杭州獄中斗爭座談會上的發言》，載《薛暮橋文集》第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6頁。

[22] 薛暮橋（1996）：《薛暮橋回憶錄》，載《薛暮橋文集》第二十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29頁。在不同時間，薛暮橋所回憶的獄中所讀書目有出入。如他在1980年有一次接受訪問，說在入獄前只看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入獄后借到一本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和河上肇的《資本主義經濟學之史的發展》，“使他開始對經濟學發生了興趣”。參見邱?。?987）：《一個勇于探索和創新的人——訪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載《人·歲月·事業》，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3頁。當時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尚未出版中譯本，他所讀應為波格達諾夫的《經濟科學大綱》；河上肇的經濟學史中譯本是林植夫翻譯的《資本主義經濟學之史的發展》?！督洕茖W大綱》和《資本主義經濟學之史的發展》這兩本書可以說是薛暮橋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入門書。另，獄友駱耕漠說獄中“較側重自學的是其中的政治經濟學”，而且設法讀到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列寧（當時用名“烏里揚諾夫”）的《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還有布哈林、德波林的書。因當時他們主要采用傳閱的方式，所以駱耕漠所讀書也是薛暮橋所讀書。參見駱耕漠（1991）：《駱耕漠求知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第324頁。